近年来,一些人瞅准了职务消费这个“空当”,无论是公务用车、公款接待,还是公务出行、公费医疗,凡是与“公”字沾边的,一律只求最贵: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买礼物要最高档。调查显示,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10月14日人民网)。职务消费往往都是披着“工作需要”的合法外衣,外部监督难以触及真实情况,内部监督又往往流于形式。“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就贴切的说明了这一现状,最后就形成“职务消费是个筐,样样都敢往里装。”争相攀比消费,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消费,把公款当作自己的“零花钱”,将一些与公务活动完全无关的花销打包进职务消费的“筐”里,职务消费完全成为其牟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的遮羞布。
记者在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金如土现象,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位经常跟随领导外出的某地财政局长向新华社记者诉苦说:“每次外出总是住洋房、吃海鲜、买高档礼物……领导根本不管单位还有多少钱,只管叫我签单开票。往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即使是分管财政的干部,也难以说清领导干部一年职务消费的确凿数字。职务消费面广线长,潜在的腐败机会“巨大”。不少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大,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有的干部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会拿发票到单位报销。“黑洞”除了吞噬国家财富,也吞噬着官员的良心,更吞噬着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职务消费,顾名思义就是与职权相配套的“公务”名义进行的消费,是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公共职务而引起的各种公务消费开支的总称。其出于担当职务者履行公务的需要,由政府财政支付。没有“职务消费”,公务活动就无法正常开展。只是在有的地市级副职那里,一人一年就要花上百万之巨,说明现在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大。在看似合规合法的职务消费中,这“黑洞”往往被掩盖或忽视。使相当数量的资金以职务消费之名被私人所挥霍,成为腐败的温床。从目前各种渠道披露的一些数字看,全国职务消费的庞大令人震惊。有人估算,如果对现有职务消费体制进行改革,堵住其中隐藏的浪费与贪污腐败,全国一年可以从中“省”下一个三峡工程。虽然数字不是很精确,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切莫小觑职务消费隐藏的腐败黑洞。
之所以频频出现职务消费变“特权开支”的现象,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职务的升迁,个别领导干部早已把艰苦朴素这一优良作风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热衷于奢靡、享乐之中。如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就曾公开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她把大到万元以上的高档电器、名牌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卫生纸等,都曾被堂而皇之地冠以办公用品之名来报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当,认为是应该的。当职务消费完全成了官员自说自话,注定其难受制约。尤其当职务消费有了“待遇化”的趋势,沦为一个啥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失控更是在所难免。
有些官员只管花钱,却从不管钱从何处来,常常是花了再说。最后只好违规走帐,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科研经费等款项,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在单位挤占的是其他干部职工的资源;在社会,则挤占的是国家财政资源,是广大民生的成本。在一些人眼里,职务消费的多少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成了级别、待遇的象征,甚至认为“敢花钱、能花钱”是领导干部有能力、有魄力的标志。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配三辆车: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等,仅领导用车的浪费就非常惊人。一些官员认为自己拥有职务消费权,花多少钱都是“办公事”的需要,不花白不花。大多数都是抱着“只要不装腰包就不会查”的心态,挥霍无度。利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的行为,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也曾经整顿过几次,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
官员职务消费的“待遇化”,在某些地方成了公开的秘密。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一些领导干部看病存在“一人公费、多人享受”的现象,公费医疗成为致富门路。省直厅局有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每天都提着药兜到医院开药,过了马路就卖给药店,并根据药店的需要到医院开不同的药,随行就市,借机牟利。老百姓再勤劳,也供不起这样的职务消费,也养不起这样的官员啊!官员职务消费失范与随意性,根源在于政府官员花钱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现行的财政预算里根本不公开“三公”支出,就是一些公开的财政预算,其科目还细不到每一项的支出,政府支出科目主要根据政府职能进行归纳分类,而非用途或项目分类。即便公开细化到“目”,也照样看不到。
不当职务消费,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只是随着它的泛滥,有些官员已经一步步滑落到贪腐的洼地,掉进“黑洞”不能自拔。他们通过各种转嫁的手段,把职务消费掉的公共财政,不知不觉纳入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职务消费中,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花了多少钱,买了何物,办了何事,纳税人甚至是各级人大往往都被蒙在鼓里,自然无从监督。现实中,各级地方政府的职务消费,往往只需领导签字即可,财务部门通常只有照单全收的份,而不能对领导的消费提出异议。即便有后续的审计,也终究是挂一漏万。由于监督与约束机制的缺乏,自然就壮了职务乱消费的胆。只有把职务消费的每笔开支都放在显微镜下,晒在阳光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泛滥的职务消费才会收敛。
相比于贪污腐败行为这样的“老虎”,过度职务消费就像是蚕食公共财政的“苍蝇”,虽然一次消费的违法性没有贪腐行为明显,但量变导致质变,日积月累的过度职务消费,同样是在鲸吞着大量的公帑,“不落口袋”的腐败的危害性,更胜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比如喝天价酒、抽高档烟、坐豪华车、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等等。这些消费虽然“不落腰包”,却实实在在落到了官员的口中、肚子里、屁股上,总之是为官员个人所享受。泛滥的职务消费不是小问题,必须上升到反腐的高度进行制度构建,并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责任人。通过“制度防腐”,来树清廉之风,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将超出一定额度的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列为职务犯罪进行追责,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要把这些政策和口号落到实处,就必须下决心遏制奢华的职务消费,将之当作贪污腐败、违法犯罪予以严惩。凡是没有合理依据,而大肆挥霍公共财政,无论公款吃喝玩乐,还是挥金如土的职务消费,这些都属贪腐行为。近年来,各地严查小金库,规范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但大量预算外资金依然存在,“小金库”或变相小金库保证了领导干部有钱花、敢花钱。职务消费存在的严重问题,实质是一些干部滥用权力、为己谋私,是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的又一种表现。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合理的职务消费,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也愿意承受。但对职务消费中的过度消费,那是深恶痛绝的。
当职务消费一旦过度越界,就是不折不扣的权力腐败。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奢侈浪费和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流行,人民群众是无法接受的。如公款吃喝中,有些干部是想吃就吃,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公事吃私事也吃,有钱吃没钱打白条也吃,领导吃同事吃亲戚朋友也吃,一桌酒饭一头牛是常有的事。实质是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任意支配、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资财,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不正当的职务消费,往往会伴生各种不正之风或消极腐败现象。如有的干部借职务消费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从中渔利;有的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挥霍公款,吃喝玩乐,过着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有的干部在职务消费上相互攀比,你追我赶,造成更大的浪费。
职务消费给公共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流失的民脂民膏令人心痛不已。要想规范官员的职务消费,关键在于架构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这才是治本之策。正如网友吴睿鸫所说:“把潜伏在各种预算项目下的“三公”经费单列出来,才能解决这个顽固性的难题”。中国的职务消费“黑洞”在各级政府都广泛存在,就在于没有刚性的制度规约,没有置于阳光之下,才有那么多人躲在黑暗中享乐。期待财政预算里增设一个“三公”科目,明确官员的职务消费数额,并向社会公开。既能满足公众对“三公”支出的知情权,也能从根本上规范官员的职务消费。唯有确立职务消费的边界,明确其不可为之事,同时建起制度之笼,使其花费报销都受到严格限制,职务消费才不会那么猖獗。
在全国上下厉行节约的时候,职务消费腐败无疑是权力失范的恶例。有些干部大吃海喝、游山玩水、骄逸享乐,不仅会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而且会严重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拉开党群和干群之间的距离,为害之深,与贪污受贿等腐败不分伯仲。怎样堵塞职务消费的无底“黑洞”,我认为只有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个人标准,并在操作上建立消费“立项”制度。唯有国家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才能真正将过度职务消费纠偏过来。同时,将职务消费的对象、内容、金额等公开,接受公众监督。鼓励媒体与公众对那些奢侈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曝光揭露,对情节严重的违规超标消费者,要以涉嫌腐败进行立案调查,让那些不把纳税人的钱当钱的官员“吃不了兜着走”,既要让那些腰包鼓鼓的腐败分子,腰杆硬不起来,更要让那些虽然“不进腰包”却胡作非为的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才能阻止腐败行为的继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