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
访谈现场
[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视频访谈。今天邀请到作客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先生,和网友们聊聊关于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相关的话题。吴会长您好。
[吴江]:网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想问下您如何理解人才工作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新定位?
[吴江]:《决定》在人才方面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人才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定位,不是就人才谈人才,而是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人才支撑改革的各项任务,这个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提出来了,从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去把握下一步人才工作的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至关重要。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确保改革事业的科学发展,如何在深化各项改革过程中集聚和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使之成为改革事业的中流砥柱,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人才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选人用人方面,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拥护改革开放路线、实绩突出、群众满意。三十多年之后,我们仍然会感受到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全面深化改革首先在于集聚一大批坚决拥护改革并有能力支撑改革的优秀人才。这一点,我们许多人才工作部门同志的改革大局意识和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到位,需要通过进一步学习《决定》,提高和深化认识。
为党和国家各项改革事业集聚人才,这是当前人才工作的着力点。比如在市场化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我们能否用市场机制选拔发现和评价优秀人才;取决于我们能否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创新创业人才;同时还需要引进大批在国际市场上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来推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再比如说,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大批善于能充分利用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做好社会工作的优秀人才和活跃在社会各个组织中的优秀人才。在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中,也同样需要一大批改革型、创新型人才。
[吴江]:总之,改革呼唤人才、人才支撑改革。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样一批推动和适应改革的优秀人才。深化各项改革的过程,也是我们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过程。同样,对各行各业人才来说,能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熔炉中锻炼自已成长成才,勇于担当改革浪潮的“弄潮儿”,十分关键。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改革与人才的内在联系和良性互动关系,人才工作就会陷入被动局面。
[主持人]:您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赋予人才改革怎样的使命?您是如何理解的?对于聚集人才体制机制,是否有别于传统的体制机制,有怎样的特征?
[吴江]:《决定》中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这个就是党中央赋予人才改革的历史使命。过去我们常讲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是基于国家对人才的管理职能理解的。十八届三中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我理解应该是一个人才开发的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概念。人才集聚与人才管理,无论是从内涵上理解,还是从实践上认识,都有很大区别。传统意义上的人才管理主体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了人才的身份和等级,人才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种行政化的支配作用,行政组织是围绕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环节来实施管理,把住人才的“进口、用口、出口”三个关口就行了。现在讲集聚人才就要跳出这种行政化的科层体制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
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我理解其内涵是建立一个既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作用,又能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宏观管理人才的职能作用,使两者既能有机结合又能相互制约的新型人才治理体制和良性互动机制。具体讲有四个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首先,时势集聚人才。集聚人才是战略导向型的人才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集聚人才体制就是一个实现中国梦的人才体制。借用核裂变的概念来说,集聚是为了达到一个从量到质的裂变,就是要让人才集聚实现一个临界质量,创造一个人才峰值,在短时间内实现峰值效应。什么是峰值效应,我们在汶川大地震时感觉得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各种资源都涌向抗震第一线。集聚人才就是集聚强国之能量、集聚民族复兴之能量、集聚建成小康社会之能量。可以说人才的集聚之时就是我们民族复兴之日。所以它是集聚性的概念,是战略导向性的。
[吴江]:其次,开放集聚人才。集聚体制是一个包容开放型的人才体制。一个用人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自身的人才资源都是有限的,无论是从数量、质量还是结构上,都会出现不够用、不适用和不会用的问题。所以人才管理体制必须从组织内部管理型转变为面向社会开放型的人才集聚体制。我们过去是在体制范围内寻找发现人才,现在是在全社会13亿人口,以致全球70亿人范围内寻找发现人才。必须面向全世界开放,要打破一切体制壁垒和身份障碍,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唯才是举,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三,竞争集聚人才。集聚体制是一个动态竞争型的人才体制。市场机制是一个依据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和价格规律的资源配置机制。人才在竞争中使用,就要“动”得起来,充满活力。人才在竞争中双向选择,哪里有需要、哪里能发挥作用、哪里效率高就往哪里流。这样的体制机制需要打通人才流动通道,使人才“能进能出、能上能下、非胜即走,优胜劣汰。”动态竞争型的人才体制机制本质要求就是优胜劣汰、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活力。我国是人才大国,但当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强国。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人力资源数量的多寡与经济产出的多寡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相关关系,而恰恰是人在社会中的“状态”而不是存量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力度与智力支持。而这种“状态”就是“活力”。比如,美国大概就是1亿多劳动力,但是他的人力资本大约是200万亿美元,我们接近8亿劳动力,我们的人力资本大体上也就是160万亿人民币,所以可以看出转换成人力资本后的差距是很大的。资本恰恰是一个人才在社会生产使用价值过程中的效率状态,有这种状态就能反映出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人才贡献程度。
第四,环境集聚人才。集聚人才是环境激励型的人才体制。过去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环境激励人才辈出。“招贤纳士”的前提是发现和尊重人才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这一人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深刻揭示出集聚人才的基本规律。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以“形成人人皆可成才的良好环境”为宗旨,给人才以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从根本上说,对人才的尊重是最好的社会环境,形成四个尊重的制度和文化,要从人才的激励分配制度和荣誉表彰制度改革入手。目前,人才环境有多方面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人才管理机制上仍然有很多“大锅饭”。物质激励不足,精神激励更不够。比如,作为国家荣誉制度的院士制度,已经暴露出“终身制”、“大锅饭”的弊端,社会反映较大,为此,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主持人]:您刚才在谈到时,我注意您提到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您是如何理解天下英才,我们目前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吴江]:“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表明中央要求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要在全球视野下谋划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集聚人才要立足全球化、立足提高人才制度的国际竞争力。过去,我们人才工作的视野主要是国内的人才,对海外人才的政策吸引力和政策开放度远远不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的战略构想,这次决定进一步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体制机制。这意味着我国要建立更加开放型的人才体系,将在世界范围70亿人中选择人才,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我国自2008年实施“千人计划”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已经引进了10余万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回国服务;到2012年,吸引了109万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另外我国近十年来每年都智力引进了50多万外国专家来华提供技术服务;我国的研发投入2012年占世界研发投入的13.1%,获得了很好的创新技术产出。但是,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低,专利和标准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关键在于我国拥有的世界顶级科研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十分缺乏。我国现有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仅占世界总数的4%,而美国占了42%。根据汤森路透集团的世界顶尖材料科学家排名,美国研究人员占前25名中的18名,而中国研究人员在前50名中仅有两人。美国最近新修改了移民法案,着力从世界各国吸引工程技术优秀人才,他们学习我国的“千人计划”做法,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仅仅去年一年就吸引了专业技术人才14万人。2013年美国对全球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率高达24%,我们国家仅为3%,我们在全球排名11位。在吸引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的排位更是列在世界各国的46位。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和这些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国际竞争的意识,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这些技术,把优秀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这方面就需要增加政策的开放度,所以这是我们这次三中全会提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要增强政策的开放度,面向全球吸引人才。
[主持人]:我们目前也注意到一个新闻报道,网友也很关注,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日前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中提到“要敢为事业用人才,着力破解人才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体制性障碍,健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支持体系和引才聚才的体制机制,您认为如何增强人才政策的开放度,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吴江]:刚才说到我们有压力、有挑战,因为我们要把压力变成动力,只能是从政策上进一步开放。人才政策如何“开放”,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我认为要有五个接轨:
首先是人才政策要与国际接轨。人才的竞争力实质反映为人才制度的竞争力。只有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来吸引、使用和评人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提高人才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人才政策要和市场接轨。开放首先是向市场开放,但不可否认,现在我们有些政策是代替市场、包办市场甚至是分割市场。下一步改革,凡是市场能做的,我们不要做,不能和市场争利,违反市场的基本规律。
山东淄博有个东岳集团,原来就是一个村办企业,董事长张建宏对人才有一句体会,“以价值发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他很重视人才,用国内外的优秀人才,用财富回报做出贡献的人才,现在,东岳集团是亚洲氟硅材料生产基地、山东省高新技术一号工程实施企业和举全省之力支持的民营企业,在新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掌控了大量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多项国外技术垄断。在运用市场方式配置人才资源的实践创新,我们的人才政策要积极吸收这些来自基层和市场主体的实践创新经验。
三是人才政策要和人才创新创业需求接轨。我们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海外人才对我国人才政策知晓度很低,30%左右。与海外人才回国创业需求接轨,意味着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创业最大的问题,首先是融资问题。这种融资不仅是政府的资助或补贴,而是要把风投引进来,依靠社会资本支持创业;其次人力资源问题,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需要有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我们有时候重视不够;还有是打开市场的问题,创业企业要有订单。美国硅谷创业企业40%的订单来自政府采购。在这些方面,我们还远远不到位。
科学家创新最大的苦恼、最大的悲哀是创新成果“无人用”,科研成果无处转化。企业转化成果,需要政府给补贴。印度吸引了全世界150个巨头企业的研发中心,远远超过中国,为什么?最简单一条,印度研发是免税的。但我国科研人员拿到科研经费之后,在经费使用受到很大限制,百分之七八十用在购买研发设备,用于科研团队的,只有15%左右,科研人员的报酬与人才价值并未直接挂钩。
四是人才政策要和人才成长规律接轨。每一类人才都有自己特殊的成长规律。比如工程技术人员,要在工程项目中成长起来;农业科技推广人才,要在田间地头成长起来。但我们现有的人才评价政策,尤其是职称评审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人才成长规律。要坚持特殊人才特殊政策。比如海外人才来北京创业,购车、子女上学、多子女上户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当前国家或者地方政策的限制,这就会影响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否回国创新创业的选择。要增加政策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差异性。
五是人才政策要与用人单位自主权接轨。用人单位自主权得不到充分发挥,就会导致人才使用不当、人才使用不好、人才使用效率低。这和国家相关政策有关。有些政策过密,管的过宽,用人单位、人才不能成为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当前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主要是要放宽“规制”,通过改革,凡是用人单位自己能解决的,要交给用人单位。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列出“负面清单”,不能做的绝对不能做,负面清单外面的,都可以做。
[主持人]:刚才谈到了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再来谈谈署名文章中提到的“健全引才聚才体制机制”,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需要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壁垒,想问一下您认为当前人才流动体制壁垒还存在哪些?
[吴江]: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是在人才自由流动中实现的,人才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最佳配置。我们现在人才流动不够顺畅,主要体现在:
一是人才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就是在分层、分类管理过程中,出现制度性的市场分割。以行政区划为标志人才市场分割现象,这就使得人才配置过程中的活动半径过小。本来是一个统一大市场,结果被制度分割成若干个小市场。
二是人才资源出现社会分层的凝固化。所谓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固化为身份等级化了。官员、老板、教授、农民工阶层相对固定。社会分层凝固,就会凝固到身份上、等级上、待遇上。社会分层的凝固化带来的身份的障碍,待遇的不公、就业的歧视等问题,就会出现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的区别。
三是人才在流动中出现的逆向化。所谓的逆向化流动,就是非需求流动、低效化流动。人才都拥挤在大城市中,人才向基层、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不够,鼓励在一线基层创业不够。
这些都与现有的政策体制有关,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打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类人才的流动制度,其次,要有激励机制,激励人才到基层去、西部去、到边远地区、到艰苦岗位去。要让这些人才有“光荣感”。这种“光荣”应该是能够衡量的。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问小孩子的梦想是什么,很大一部分说是想当公务员,可见现在对公务员的期待值是很高的。我们最近注意到一个现象,公务员国考大军今年超了150万,有网友评价说: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阶层固化的现状,不公平体制让人才一窝蜂涌向了政府机关,而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财富,体制改革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您是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大量人才一窝蜂赶国考,给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带来哪些启示?
[吴江]:确实是这样,现在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比例越来越多,比如2013年考试大体是149万,通过资格审查考试,其实确认考试的大概是110万左右,参加公共科目笔试的,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15%,大体比例是53:1。总的来说考试的人还是比较多,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热。怎么看这个问题,网友们说这个问题一窝蜂涌向机关,认为他们不是创造社会财富,我倒是觉得这个观点不正确,还需要全面客观看待,进入机关当公务员,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能说他们不创造社会财富,应该说公务员考试还是为了党和国家选拔一批适合市场经济要求,能够胜任治国理政要求的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需要我们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和素质,加强党政人才的队伍建设,给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希望每个公务员都有能力,但是考试的时候又不希望大家都考公务员。国家选拔优秀人才还是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这也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种要求,通过考试,大家都有机会,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人考?大家认为在各种职业选择当中,公务员的机会是最公平的,我想还是要认可,这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进步。 每个人都有担任公职、参加公务员的机会,机会公平了,当然报考的人就多了。比如说我们调查访问当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这种考试还是公平的,调查中认为这种考试还是能够选拔出优秀人才的,所以主流还是好的。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一个方面我们降低了门槛,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当公务员的梦,有梦想和你的能力、专业还要能够对接起来,其实有的人不适合做公务员。在国外一般来说比例是在15:1,我们现在达到50:1,显然高了一些。这里有大部分人是盲目的,比如我适合做记者,为什么要当公务员?都想进去,进去之后想出来,就像围城一样,进去才发现我不适合做,适合做生意,适合做专业工作,所以有些人不适合。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创新、需要创业,其实在机关里没法做到创新创业,没法做到实现自己的创新创业的理想,年轻人还是要到基层去,到一线去,能够使自己成长起来的话,还是要能够更多地找一种创造自己价值的机会,就是要有信心,大学生要有信心,不要图稳定,工资收入也还可以,各方面有保障,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定、有保障,现在也有一些是来自家庭的影响,不一定是大学生的理想。家庭就一个孩子,最好稳定一些,所以在择业观上需要有很大的转变。
[主持人]:也有一些高校毕业生选择创业,您认为我们国家对创业的支持力度是怎样的?
[吴江]: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大学生创业,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大学生创业促进政策并产生了良好效果。比如,大学生创业率和大学生创业者对创业环境好评率逐步提高、大学生创业培训接受率和大学生创业政策受益率呈总体提升态势、大学生创业质量不断提高。但总的看,促进大学生创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一是高素质生源创业愿意不强。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高素质人群的创业率不高:在三届创业者,高职高专的创业率分别为1.6%、2.2%、2.2%;本科生的创业率则分别为0.7%、0.9%、1.0%。
二是创业质量有待提升。个体工商户是各届创业者首选的创业组织方式,且其占比均超过半数;创业稳定性所有下降,首次创业时间为1-6个月和具有三次及以上创业经历人员的比重逐届提升;50万元及以下是各届创业者占首位的营业收入水平,且其占比均在60%以上;5万元及以下是各届创业者占首位的注册资金规模,且其占比均在50%左右;10人及以下是各届创业者占首位的员工拥有规模,且其占比均在70%左右;小有盈利是各届创业者2011年占首位的盈利状态,且其占比均在50%以上。
三是创业扶持政策知晓率和受益率不高,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尚显不足。尽管2011届创业者对创业扶持政策的知晓率高于以往两届,但对创业扶持政策“很了解”和“比较了解”的仍仅占11.2%,“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占63.8%。超过60%以上的大学生创业者自认为没有享受到各类扶持政策。2011届创业者放宽市场准入政策的受益率为37.8%、改善创业行政管理服务政策的受益率为34.4%、税收扶持政策的受益率为33.3%、金融扶持政策的受益率为29.0%。与此同时,大学生创业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创业政策和亟待加强的创业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政策需求与政策供应差距较大。
四是大学生创业更多地依靠内部资源支持,政府和其他外部资源的支持力度有限。在创业资金方面,亲友投资和个人积蓄是首次创业最主要的两大资金来源,民间借贷、银行贷款、信用卡透支、政府创业基金支持、风险投资等对创业的支持作用有限,2011届分别占7.8%、6.5%、4.5%、2.2%、1.5%,其中,银行贷款、信用卡透支、政府创业基金支持还呈逐届下降态势。在员工保障方面,不聘员工自己单干、同学和亲友加盟、熟人介绍占比之和三届分别为75.2%、70.6%、73.7%。在创业载体方面,选择在产业园区、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各类园区创业的人员比例不高,2009、2010、2011三届分别为12.4%、14.1%、13.4%,超过80%以上的大学生创业者在各类园区外创业。
五是大学生创业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大学生创业能力亟待提高。调查显示,三届大学生创业者均认为自身素质能力不足是创业面临的重要困难之一,其困难程度在所有10个选项中,位居资金短缺、市场营销不够之后的第三位;大学生创业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创业素质能力和亟待提升的素质能力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创业素质能力不适应创业需求的情况明显。二是创业教育培训覆盖面不大。大学生创业知识主要来源于创业实践、实习与兼职活动和家庭成员、同学或朋友的介绍,2009、2010、2011三届接受过创业教育的比重分别为17.6%、21.0%、22.1%,接受过创业培训的分别为17.3%、18.8%、18.2%。三是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的质量有待提升。调查显示,比较重要的创业教育培训内容与亟待加强的教育培训内容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当前,政府要把握市场需求,提高大学生创业政策回应性。一是明确促进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定位。将促进大学生创业提升到国家发展高度,其扶持政策应强化如下几个功能定位:能提高带动就业的效益;能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能保持大学生创业政策与其他人才创业政策的相比平衡和协调。二是调整政策关注点,扩大政策受益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鼓励生存性创业逐步转向发展性创业与生存性创业并重,扩大政策受益面,逐步建立普惠性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以投融资支持、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等为重点,对大学生进行科技创新创业、现代服务业创业、乡村创业加大支持力度;建立政策需求调查机制,根据政策需求,以大学生创业者认为比较重要同时又亟待优化的政策为突破口,加强政策创新。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全方位的大学生创业服务。一是加强宣传,提高政策普及率。以学校、服务机构、政府管理机构为重点,依托各类载体,采取各种手段,宣传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政策知晓率。二是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作用。逐步建立并完善创业信息发布服务机制,依托信息化平台,及时发布创业政策、创业项目、创业动态、创业成功案例与经验、创业服务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建立创业项目征集与开发机制,及时更新创业项目;加强创业培训,根据创业素质能力构成与需求,构建并不断完善创业培训内容、课程与教材体系,优化完善创业培训师资库,推广创业实践训练或模拟、案例分析和经验传授等方式,提高创业培训绩效;建立并逐步完善大学生创业的价值评估、实践模拟、政策与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加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逐步建立服务于不同阶段大学生创业的全方位、阶梯型的创业孵化体系。三是培育大学生创业中介服务市场。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政策和优化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鼓励有关市场组织开展大学生创业信息咨询、创业培训与指导活动,提供融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人力资源、法律、专利申请、商标注册、报关等各类代理服务。
优化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大学生创业工作质量与效率。一是强化宏观管理。以就业工作联席会议为基础,强化大学生创业工作领导机制和部门协调机;制定大学生创业规划,并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制度化;将大学生创业工作绩效纳入就业工作绩效考核范围,并适当提高大学生创业工作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二是加大扶持投入。设立大学生创业专项基金,加大政府投入,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融资、贴息、补贴等方面支持,形成大学生创业投入引导效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大学生创业投入补偿政策力度,通过强化政策性间接投入,建立并不断完善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投入补偿机制,调动各类主体对大学生投入的积极性。
[主持人]:谢谢吴会长给我们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当前毕业生创业的形势以及解决的办法来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成功率。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积极跟我们进行在线交流和互动,也感谢吴会长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吴江]:再见!
文章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