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从中央到省、市新一届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反腐倡廉已成为党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党政机关在处理党政活动时，如何制止和预防党员干部腐败，树立良好的党员队伍作风，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党政机关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时，可以通过学习应用博弈论，从中得到启迪。
一、博弈论理论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的思想源远流长，其作为对人类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方法，正广泛运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博弈是指两个以上存在利害关系的主体，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时，一方的决策受他方制约的同时又对他方产生制约，一方的支付受他方影响的同时又对他方产生影响的活动。[1]其核心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博弈论为解决我党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进一步拓宽了党建研究的领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解说的“囚徒困境”就是著名的博弈理论之一，它强调的是警方、囚犯甲、囚犯乙三方之间合作、不合作而形成的博弈过程。
根据博弈者选择的战略，我们可以将博弈分成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分恰当地描述了党政活动中博弈的两种典型状态。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集中体现在党员队伍的清正廉洁方面；而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和个人最优决策，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个别党员干部的腐败串谋方面。在非合作博弈状态下，博弈各方的最优战略构成一种战略组合，这些战略组合遵循“最小最大”的决策标，即“最大损失中求取最小损失”的决策标准来协调达成一种均衡。[2]本文所说的博弈，就是这类非合作博弈。
在这里，笔者无意过多地探讨复杂的博弈理论，只是想借用现代博弈论中的一些理论、方法就如何有效制止和预防党员干部腐败的策略进行有益思考。在日常党政活动中，党员干部与寻租人之间、党员干部与党员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监督部门之间就经常会产生一个博弈模式。对党员干部而言，他可以根据当前工作环境、制度等选择与违法犯罪分子或腐败党员干部串谋，或者秉公守法；寻租人也可以根据当前形势，趋利避害，采取行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举报同伙等措施；而监督部门则可以通过衡量检查纠错成本、被检查对象的职业操守和岗位风险等来选择检查或者不检查。
二、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博弈模型
在委托代理机制的条件下，党员干部腐败行为发生在寻租人——党员干部——委托人三方的博弈行为之间，而委托人即人民行使职权则是间接依赖于党政监督部门。本文所有的博弈模型都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寻租人、党员干部和监督部门)都是利己的，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我们可以分别建立寻租人——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及党员干部——监督部门三种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党员干部——寻租人博弈模型
从委托——代理机制角度看，各种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本身受人民的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和处置权；寻租人则是对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以不法方式获取的需求者，他们通过对党员干部施加影响来获取自身“好处”。
表1 党员干部与寻租人勾结与否的博弈论矩阵
党员干部
寻租人 |
腐败 |
廉洁 |
|
行贿 |
+5
+5 |
+1
-10 |
|
不行贿 |
+10
-10 |
+1
-10 |
如表1，寻租人的策略空间是（行贿；不行贿），代理人即党员干部的策略空间则是（腐败；廉洁）。我们用数字代表利益或者效应。假设寻租人通过违法犯罪可获利+10，①那么党员干部腐败与其勾结，可以+5、+5分成，但如果寻租人被抓，则其所有利益将被没收，其不行贿的效应就有可能为-10。党员干部如果廉洁，会得到荣誉的奖励，对其效应为+1。在寻租人不行贿而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勒索、恐吓，甚至暴力夺取其不法收益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得到了全部好处+10而不需与其分成。所以，无论寻租人行贿与否，党员干部都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即腐败；犯罪嫌疑人一般会选择寻租行贿，因为不行贿则所有的好处都没有，而行贿有可能遇到愿意与其串谋的党员干部。除了谋取腐败的不法收益的驱使外，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委托人获取关于代理人行为的全部信息的高成本，也增加了党员干部腐败的侥幸心理。
（二）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博弈模型
影响党员干部选择的另一个因素是腐败在党员干部团体中的蔓延程度，如果腐败成为团体中的普遍现象，那么腐败的道德代价就趋向于零，腐败者就不再有道德的压力和罪恶感。
表2 党员干部与同事之间的博弈论矩阵
党员干部甲
党员干部乙 |
腐败 |
廉洁 |
|
举报 |
-10
-5 |
+1
+1 |
|
不举报 |
+10
+5 |
+1
+1 |
如表2，党员干部甲的策略空间是（腐败；廉洁），党员干部乙的策略空间则是（举报；不举报）。若党员干部乙举报党员干部甲使其遭受的损失为-10，而乙有可能受到内部排斥，损失为-5；排除道德压力，如果乙不举报，参与腐败串谋，所得利益为+5。如果党员干部甲和党员干部乙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肯定会得到荣誉的奖励，两者效益皆为+1。所以，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看，党员干部乙更倾向于不举报，除非自身所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比如清退或者灭口，导致比-5还多的损害。以2012年发现的广州车管所腐败窝案为例，该案件被查处的34名党员干部中，上有交警支队领导，中有车管所领导，下有驻站民警，腐败行为已由官员个人犯罪行为，逐步发展为领导班子及干部伙同社会团伙勾结成利益集团的集体犯罪行为。这种既得利益的格局化，使得体制内的监督制衡变成了体制内的消化合作，往往导致集体“抱团腐败”而难以通过常规性检查发现。
（三）党员干部——监督部门博弈模型
党政机关的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作为党政机关的监督机构，对普通党员干部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表3 党员干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论矩阵
党员干部
监督部门 |
腐败 |
廉洁 |
|
检查 |
-10
+4 |
+1
-1 |
|
不检查 |
+10
0 |
+1
0 |
如表3，党员干部的策略空间是（腐败；廉洁），监督部门的策略空间则是（检查；不检查）。在此模型中，检查成本将对监督部门的选择产生重要作用。当党员干部选择廉洁时，会得到荣誉的奖励，其效应为+1，而此时，监督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其检查成本为0，效应也不受影响；若监督部门进行检查，则检查成本为-1（往往表现为查不属实），最终效应也为-1。当党员干部选择腐败时，监督部门的最优策略是进行检查，此时，假设监督部门的最大利益为+5（往往表现为查证属实），排除检查成本-1，监督部门的最终利益为+4，而党员干部的损失则为-10；若监督部门不检查，则其成本和效应都为0，而党员干部则获得最大化利益为+10。因此，无论寻租人行贿与否，党员干部都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即腐败；而对于监督部门，考虑到检查成本的因素，则应当充分评估出党员干部个体的道德操守和岗位风险，以党员干部个体的思想浮动和岗位风险大小来决定检查与否，当腐败受贿的风险处于正常状态时，监督部门可随机选择检查或者不检查。
三、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从立法者或委托人的角度来优化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对策，促使寻租人、党员干部、监督部门等博弈参与方被限制在特定规则范围内权衡得失，从而使党员干部最终作出“为民务实清廉”的秉公守法策略。
（一）以德治党战略
以德治党，就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党员干部行为用思想道德规范进行管理。通过以德治党，使得党员干部职业道德价值观增强，增大党员干部腐败后的心理损失成本，增大党员干部采取廉洁行为的心理所得效用，这样，廉洁就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最优策略。
弗兰克·梯利说过：“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3]可以说，没有道德的支持，人类就难以健康发展。当然，这种道德必须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前进的方向，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德。近几年，各级党政机关中相继发生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原本优秀的党员干部接连栽倒，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在群众路线上“失德”，在组织路线上“失德”，在工作作风上“失德”，在生活作风上“失德”。笔者认为，加强以德治党，一是要加强党员干部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与现代法律体系相配套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体系，结合当前党内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源头上净化党员干部灵魂，将其腐败的念头扼杀于萌芽状态。二是要把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录用招考的道德关，在党员干部考评考核和晋升中把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状况作为一个必要的恒定条件。三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无论是灌输，还是宣传，最终都要变成他自觉自愿的行为，即党员干部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他真实意思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教育、自律应当是道德内化的最高层次，也是道德内化的目标。
（二）制度防控战略
制度防控战略，就是依照《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法律规章的规定，依法行政，把党员队伍各项管理均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在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博弈模型中，党员干部通过博弈过程而最终选择了腐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各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规则，它抑制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4]由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腐败收益是很可观的，具有潜在的机会主义动机的党员干部就会争先恐后地以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增强制度的约束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防范权力“出笼”滋生腐败“蛀虫”；要改革现有体制，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设计符合实际而又科学有效的治理制度，将人们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尽可能纳入这一制度规定的秩序之中，使其应当并且只有通过这一制度安排的途径才能得到实现，凡是企图突破制度约束而违规行事者，都会受到制度的自动惩治。
（三）激励约束战略
该战略主要通过激励和约束的方式引导党政机关(包括个体)选择某种行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实现党政机关自利性与公共性冲突消解目标的主要手段：认真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会得到鼓励和褒奖；违规以权谋私、无视公共利益会受到道德谴责和惩罚。[5]因此，为有效解决党政机关（包含个体）的自利性和公共性冲突，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在党政实践中发挥作用，实现党政机关公共意志的最大化和社会福利的最优化。
一是待遇激励约束。稳定的足够的待遇保障是“廉政风暴”的基础工作。执法人员享受高于普通行政人员收入的高薪，是保障廉洁执法、公正执法的物质条件。高风险的职业必须要有高的回报，努力工作的要予以重奖，践踏神圣职业、玷污党员干部形象的要给予及时清除，把“关心、爱护党员干部”和“打击、惩治腐败行为”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收入，真正形成党员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用贪的局面。二是声誉激励约束。即把党员干部的职业声望作为激励约束其行为的基础。声誉既是党员干部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又是其拥有创新、开拓并防范风险能力的一种明证。实现党员干部声誉激励约束的基础是建设党员干部声誉档案库，包括工作业绩、奖惩、自我评价、团队精神等。根据声誉档案的记录，对长期表现良好的党员干部进行表彰和奖励，给予其相应的称号、权力或内部职称等，并向社会宣传，而对持续表现不好的党员干部要进行淘汰，使声誉在党政工作中发挥激励约束作用。通过声誉档案库建设，提升党员干部对个人声誉的关注，强化其在党政工作中以正确的价值观采取行动策略，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努力工作。三是媒体激励约束。媒体激励约束的核心是进行信息披露，其广泛、迅速的传播性对党政工作的激励约束作用非常明显。媒体既可以通过正面舆论引导党政机关个体或集体优化行动策略，激励其公共性张扬的行动策略，又可以在党政机关个体或团体因集体式麻木而形成腐败联盟时，给以舆论的压力，约束其自利性扩张。
（四）监督惩治战略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6]对党员干部权力的有效监督是防止党员干部腐败的有效措施。为了抑制腐败，党政机关应该加大监督力度，但监督成本也必然随之上升，在财政收入既定条件下，监督费用的支出不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因此，单纯依靠党政机关本身对党员干部的直接监控，并不能达到有效遏制腐败的目标，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公众、新闻媒体、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即加强社会的民主监督,让各种社会不正之风、腐败之风暴露在阳光下，无处藏身，净化党员干部系统的环境。为此，必须加强诸如党员干部私人财产申报等有关制度的建设，为监督提供较充分的信息，同时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以调动全社会力量来反腐败。另一方面，增强惩治党员干部腐败的力度和发挥刑罚的威慑力，也是有效遏制和预防党员干部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遏制党员干部腐败，惩治这一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于党员干部腐败问题，我们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以反腐倡廉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作者单位：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唐 珍）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2]何峻.论博弈论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商界.2012,9(9)
[3]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
[5]祝灵君,聂进.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2,2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注释:
①在博弈论中,数字只是各种“收益”的代名词，是论述过程中博弈双方收益的相对比较，并无真实的含金量和精确量化之意，关键是对于收益的论述是否符合观察到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