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人瞅准了职务消费这个“空当”，无论是公务用车、公款接待，还是公务出行、公费医疗，凡是与“公”字沾边的，一律只求最贵：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买礼物要最高档。调查显示，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10月14日人民网）。职务消费往往都是披着“工作需要”的合法外衣，外部监督难以触及真实情况，内部监督又往往流于形式。“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就贴切的说明了这一现状，最后就形成“职务消费是个筐，样样都敢往里装。”争相攀比消费，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消费，把公款当作自己的“零花钱”，将一些与公务活动完全无关的花销打包进职务消费的“筐”里，职务消费完全成为其牟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的遮羞布。
记者在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金如土现象，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位经常跟随领导外出的某地财政局长向新华社记者诉苦说：“每次外出总是住洋房、吃海鲜、买高档礼物……领导根本不管单位还有多少钱，只管叫我签单开票。往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即使是分管财政的干部，也难以说清领导干部一年职务消费的确凿数字。职务消费面广线长，潜在的腐败机会“巨大”。不少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大，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有的干部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会拿发票到单位报销。“黑洞”除了吞噬国家财富，也吞噬着官员的良心，更吞噬着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职务消费，顾名思义就是与职权相配套的“公务”名义进行的消费，是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公共职务而引起的各种公务消费开支的总称。其出于担当职务者履行公务的需要，由政府财政支付。没有“职务消费”，公务活动就无法正常开展。只是在有的地市级副职那里，一人一年就要花上百万之巨，说明现在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大。在看似合规合法的职务消费中，这“黑洞”往往被掩盖或忽视。使相当数量的资金以职务消费之名被私人所挥霍，成为腐败的温床。从目前各种渠道披露的一些数字看，全国职务消费的庞大令人震惊。有人估算，如果对现有职务消费体制进行改革，堵住其中隐藏的浪费与贪污腐败，全国一年可以从中“省”下一个三峡工程。虽然数字不是很精确，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切莫小觑职务消费隐藏的腐败黑洞。
之所以频频出现职务消费变“特权开支”的现象，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职务的升迁，个别领导干部早已把艰苦朴素这一优良作风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热衷于奢靡、享乐之中。如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就曾公开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她把大到万元以上的高档电器、名牌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卫生纸等，都曾被堂而皇之地冠以办公用品之名来报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当，认为是应该的。当职务消费完全成了官员自说自话，注定其难受制约。尤其当职务消费有了“待遇化”的趋势，沦为一个啥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失控更是在所难免。
有些官员只管花钱，却从不管钱从何处来，常常是花了再说。最后只好违规走帐，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科研经费等款项，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在单位挤占的是其他干部职工的资源；在社会，则挤占的是国家财政资源，是广大民生的成本。在一些人眼里，职务消费的多少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成了级别、待遇的象征，甚至认为“敢花钱、能花钱”是领导干部有能力、有魄力的标志。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配三辆车：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等，仅领导用车的浪费就非常惊人。一些官员认为自己拥有职务消费权，花多少钱都是“办公事”的需要，不花白不花。大多数都是抱着“只要不装腰包就不会查”的心态，挥霍无度。利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的行为，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也曾经整顿过几次，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
官员职务消费的“待遇化”,在某些地方成了公开的秘密。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一些领导干部看病存在“一人公费、多人享受”的现象，公费医疗成为致富门路。省直厅局有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每天都提着药兜到医院开药，过了马路就卖给药店，并根据药店的需要到医院开不同的药，随行就市，借机牟利。老百姓再勤劳，也供不起这样的职务消费，也养不起这样的官员啊！官员职务消费失范与随意性，根源在于政府官员花钱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现行的财政预算里根本不公开“三公”支出，就是一些公开的财政预算，其科目还细不到每一项的支出，政府支出科目主要根据政府职能进行归纳分类，而非用途或项目分类。即便公开细化到“目”，也照样看不到。
不当职务消费，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只是随着它的泛滥，有些官员已经一步步滑落到贪腐的洼地，掉进“黑洞”不能自拔。他们通过各种转嫁的手段，把职务消费掉的公共财政，不知不觉纳入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职务消费中，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花了多少钱，买了何物，办了何事，纳税人甚至是各级人大往往都被蒙在鼓里，自然无从监督。现实中，各级地方政府的职务消费，往往只需领导签字即可，财务部门通常只有照单全收的份，而不能对领导的消费提出异议。即便有后续的审计，也终究是挂一漏万。由于监督与约束机制的缺乏，自然就壮了职务乱消费的胆。只有把职务消费的每笔开支都放在显微镜下，晒在阳光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泛滥的职务消费才会收敛。
相比于贪污腐败行为这样的“老虎”，过度职务消费就像是蚕食公共财政的“苍蝇”，虽然一次消费的违法性没有贪腐行为明显，但量变导致质变，日积月累的过度职务消费，同样是在鲸吞着大量的公帑，“不落口袋”的腐败的危害性，更胜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比如喝天价酒、抽高档烟、坐豪华车、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等等。这些消费虽然“不落腰包”，却实实在在落到了官员的口中、肚子里、屁股上，总之是为官员个人所享受。泛滥的职务消费不是小问题，必须上升到反腐的高度进行制度构建，并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责任人。通过“制度防腐”，来树清廉之风，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将超出一定额度的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列为职务犯罪进行追责，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要把这些政策和口号落到实处，就必须下决心遏制奢华的职务消费，将之当作贪污腐败、违法犯罪予以严惩。凡是没有合理依据，而大肆挥霍公共财政，无论公款吃喝玩乐，还是挥金如土的职务消费，这些都属贪腐行为。近年来，各地严查小金库，规范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但大量预算外资金依然存在，“小金库”或变相小金库保证了领导干部有钱花、敢花钱。职务消费存在的严重问题，实质是一些干部滥用权力、为己谋私，是公共权力滥用和私有化的又一种表现。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合理的职务消费，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也愿意承受。但对职务消费中的过度消费，那是深恶痛绝的。
当职务消费一旦过度越界，就是不折不扣的权力腐败。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奢侈浪费和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流行，人民群众是无法接受的。如公款吃喝中，有些干部是想吃就吃，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公事吃私事也吃，有钱吃没钱打白条也吃，领导吃同事吃亲戚朋友也吃，一桌酒饭一头牛是常有的事。实质是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任意支配、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资财，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不正当的职务消费，往往会伴生各种不正之风或消极腐败现象。如有的干部借职务消费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从中渔利；有的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挥霍公款，吃喝玩乐，过着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有的干部在职务消费上相互攀比，你追我赶，造成更大的浪费。
职务消费给公共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流失的民脂民膏令人心痛不已。要想规范官员的职务消费，关键在于架构严格的现代财政预算制度，这才是治本之策。正如网友吴睿鸫所说：“把潜伏在各种预算项目下的“三公”经费单列出来，才能解决这个顽固性的难题”。中国的职务消费“黑洞”在各级政府都广泛存在，就在于没有刚性的制度规约，没有置于阳光之下，才有那么多人躲在黑暗中享乐。期待财政预算里增设一个“三公”科目，明确官员的职务消费数额，并向社会公开。既能满足公众对“三公”支出的知情权，也能从根本上规范官员的职务消费。唯有确立职务消费的边界，明确其不可为之事，同时建起制度之笼，使其花费报销都受到严格限制，职务消费才不会那么猖獗。
在全国上下厉行节约的时候，职务消费腐败无疑是权力失范的恶例。有些干部大吃海喝、游山玩水、骄逸享乐，不仅会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而且会严重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拉开党群和干群之间的距离，为害之深，与贪污受贿等腐败不分伯仲。怎样堵塞职务消费的无底“黑洞”，我认为只有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个人标准，并在操作上建立消费“立项”制度。唯有国家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才能真正将过度职务消费纠偏过来。同时，将职务消费的对象、内容、金额等公开，接受公众监督。鼓励媒体与公众对那些奢侈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曝光揭露，对情节严重的违规超标消费者，要以涉嫌腐败进行立案调查，让那些不把纳税人的钱当钱的官员“吃不了兜着走”，既要让那些腰包鼓鼓的腐败分子，腰杆硬不起来，更要让那些虽然“不进腰包”却胡作非为的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才能阻止腐败行为的继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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