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否会让部分官员因失去灰色利益而消极怠工？当然不会。最为理想的反腐败制度效果是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为，而让廉洁行为得到好处
当前，我国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八项规定”的施行越来越严，这是否会让部分官员因失去灰色利益而消极怠工？笔者认为当然不会。最为理想的反腐败制度效果应当是使腐败行为得不偿失，就是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为，而让廉洁者得到好处。这样，人们理性的行为选择就是去实现廉洁而不是去搞腐败。当然，最坏的反腐败制度效果则是使腐败行为有利可图，使腐败行为得不到惩处，或者即使得到惩处，其效果也达不到让腐败者得不偿失。
回顾我国过去多年的反腐败努力，一个问题就是：腐败好处很大，廉洁吃亏不小。
观念及认识上的误区：要不要给廉洁勤勉者以褒奖和实惠？
在当代中国，反腐存在着普遍的、严重的认识误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要不要给廉洁勤勉者以褒奖和实惠？抽象地说，好像我们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可是，如果仔细、深入地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还真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而且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其实，从客观存在或辩证法的基本逻辑来看，公和私是一对对立存在，没有私也就没有公，反之亦然。那些认为只有私的观点当然是不对的。同样，那些只承认公的观点也是不对的，甚至在一些持这种观点者的内心深处，他们是公私不分、公私混同，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当成了公，结果是肆意侵害公共利益。毋庸置疑，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私。作为社会或国家，当然也有公的存在。正确的做法是：不能把公和私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公和私清清楚楚地分开，做到公私分明。例如，一个公职人员到政府单位去工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政府发给他的工资就是为了满足其私人需要，也就是私，他可以按自己的私人需要任意支配这些工资收入，购买家庭基本消费品、购买汽车、出国旅游等等。二者都存在，且应当分得清清楚楚。
过分夸大公而忽视私的主导认识推演出了公职人员只讲奉献（对应于公）、不求索取（对应于私）的一系列认识。于是，实行低工资制就变成合理的、正确的。低工资制合理的认识甚至还可追溯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重要的公仆原则就是源于如下的制度规定：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公职人员人数众多，层次差别很大，他们在才能、贡献以及合理的私人需要上都是不同的，把他们的工资简单地、整齐划一地对应于熟练工人，显然是不合理的，是不承认公职人员私人利益的表现。正是在这些主导认识的指导下，我们设计出了一系列缺乏激励的制度。
现实制度的后果：腐败好处很大，廉洁吃亏不小
说到我国现实制度的后果，可以说是腐败好处很大，廉洁吃亏不小。关于腐败有好处，并不是虚言，而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反腐败制度的共同结果，有大量的事实为证。我国最主要的反腐败法律就是刑事性法律。由于“重刑主义”的传统，我国刑法偏重于自由刑惩处，而忽视财产刑处罚，也几乎不从经济角度去给腐败犯罪算账，即使去算了，也根本没能算清楚。有人会说，除了刑法，我们还有行政纪律，甚至还有严格的党纪。但大家知道，最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也就是“双开”，其惩罚力度显然比不上刑法。对于我们的宏观制度以及反腐败执法体制上的问题很多人也都清楚，存在较为严重的“选择性执法”和执法不力。有些腐败分子即使受到查处，由于法律、纪律的局限，也很难达到使其得不偿失的程度。即使得到有罪判决，服刑阶段也很有操作空间。大腐败分子往往攫取了巨额的财富，但通常得不到追缴，甚至一笔勾销。是故，坊间有云：牺牲我一人，幸福几代人。而对于那些“好运气者”，甚至连这点牺牲也不用做出。仅举新加坡刑法一例：每发生一起腐败犯罪行为，除了可判5-7年徒刑，没收全部非法所得，还会被处以高达10万新元罚款。以刘志军案件为例，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可能有几十次、上百次腐败，就算只有30次，即可被判150-210年徒刑，非法所得会被全部追缴，罚款可高达300万。这是不是比我国刑法的死缓、受贿赃款大部分追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要严厉和有威慑力？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尽管理论上存在很多激励性制度，但现实中主要有两大激励性制度，即：薪酬制度和官职晋升制度。就薪酬制度来看，我国的公职人员薪酬实际上包括货币化的部分和其他灰色部分。就货币化的薪酬部分来看，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和平均主义。对于这种显失合理的制度，必然滋生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予以修补。这就是种种灰色薪酬的源头。灰色薪酬部分随地方、部门不同而不同，大多和职位捆绑在一起。总之，对于一个廉洁勤勉的公职人员而言，这种薪酬制度无异于一种惩罚。众所周知，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他们实行的是以货币化为主体的薪酬制度，另外还有所谓的“高薪养廉”制度，其激励效果大大不同。至于我国的官职晋升制度，也就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主导的是“伯乐相马”制度，以及近年来局部尝试搞“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起主导的“伯乐相马”制度很容易导致买官卖官，也就是贿赂竞争。而贿赂竞争必然是一种逆淘汰，也就是说，腐败者得到了晋升，而廉洁勤勉者遭淘汰，正激励效果甚微，负激励效果巨大。这就是我国反腐败制度及其他主要制度的效果。因此，我们的反腐败努力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长时间处于事与愿违的状态。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未来努力的方向：使廉洁勤勉者得到褒奖和实惠，使腐败分子得不偿失而不是有利可图
有了上述两部分讨论做基础，未来的努力方向其实就很清楚了。一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和认识，特别是要克服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明确地说，就是要承认私是合理的，正像我们承认公是合理的一样。正确的做法不是试图去私留公，而是要做到公私分明，要承认千千万万人民公仆合理的私人需要是正当的，付给他们合理的、与他们的才能和贡献对应的报酬，让他们用这些报酬去满足本人、家人等私人合理的需要。
二是要普遍地、根本性地改革我们现存的制度，使廉洁勤勉者得到褒奖和实惠，使腐败分子得不偿失而不是有利可图。在绝大部分制度上，其实不需要我们原创，而只需要克服保守思想、坚持科学化的主张，拿来人家先进、成熟的制度就可以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成熟的、科学的公职人员官职晋升制度、薪酬制度以及反腐败制度，这些制度跟政治和主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作者：任建明
文章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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